居士曰：卓与笃，吾土音一也，故乡人不辨而两称之。

然二学均得孔子之一体，在儒学传统中自有其应有之地位和价值。3、泉城之会的基本共识：新内圣、新外王并建的儒学新范式的一次宣告 这种新的思想范式，在发生时间上，是与蒋庆等人的心性儒学、政治儒学二分范式同时代产生的。

从根本上说，尽管林先生有对于主体性哲学的批判，但并未真正触及主体性存在者是何以可能的这一根本问题。对理性形而上者的信仰是中阶信仰。林先生的后新儒学思想建构是从对其师牟宗三先生的批判开始的。[78] 这是一种生活论区分的思想视域：区分生活与生活者的生活，亦即：生活并不以任何生活者为先行条件，生活本身却是先行于生活者的事情。同时也就是生活情感，就是爱的情感。

[42] 它之于港台新儒学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宣告了以熊牟一系为主的港台新儒家学派的基本共识、港台新儒学的基本范式：以中国文化尤其是心性之学为本，建构现代中国的科学精神和民主制度。收入黄先生的文集《儒教问题研究》。其二，反基础主义并不局限于后现代哲学。

[131] 更进一步说，人的境界无时无刻不在切转，因为生活如水、情感如流。在此基础上，林先生展开了对牟宗三两层存有论的批判，相应提出了存有三态论，通过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和存有的执定三态来化解两层存有论的主体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弊端，把主体拉回到生活世界和历史社会的总体中来。德里达提出了延异思想，认为所谓第一性的东西可以在延异作用中消除。同时，我也不喜欢说什么这是中国人提出来的问题，我觉那是很无聊的。

[47]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6页。现代儒学史上，冯友兰先生和熊十力先生的二道桥之会[31] 亦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核心在于良知是假定还是呈现之争。

当代港台新儒家的概念相对比较清晰，这里不再说明。[74] 从而，为形上学奠基就是要为主体性奠基，亦即对主体性进行存在论上的分析。这种本源情境就是：在生活中。[118]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40页。

[111] 其次，形而上学渊源于生活本身，为此，就要溯源生活本身。黄先生通过对汉语观念的生、活、存、在进行疏解来阐明这一点。那么，怎么来判定它的正当性呢？这就涉及仁的问题，这一下就与西方的正义论拉开了距离。相应地，为它奠基的那一套形上学也是需要被解构的。

[158]认识论困境一词是借用黄玉顺先生对胡塞尔现象学的问题意识的一种理解和概括。这种新型连结不再是从血缘性的政治连结直接推出来的，而是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实现出来的。

譬如黄玉顺先生本人，便是冯友兰先生这一系的当代传人：冯友兰先生创构的新儒学称为新理学。这里的后指的是君主，君主在当时的语境中又称为首、元，这正对应于一种形象的说法：形而上学乃是一切科学的女王（康德语）。

其实，我们可以更好地来理解所谓后哲学、后形而上学的后，亦即哲学、形而上学之后，即形而上学的基础。[162]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导言，第1页。[43] 《当代新儒八大家集·唐君毅集》，第476页。参见[德]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见《面向思的事情》，第68页。对于儒教是否可以成为宗教形态的东西，林先生有着不同的意见，在谈到2010年曲阜拟建基督教堂、一些儒家学者站出来反对的事件时，黄先生说： 把儒教弄得像基督教、道教和佛教一样，成为在民政局注册的宗教，我是反对的。[155] 以生存领会为基础固然不同于以存在者整体为基础，但生存乃是此在这种存在者的规定性，仍然是以某种存在者为先行，这仍然是对基础的误置，对基础存在论的误置[156]。

当代主体性问题与我们时代的心灵问题或时代精神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中国哲学的重建，需要研究我们时代的心灵问题。譬如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其中体主要是指纲常名教这种形下学层级的东西，而内圣开出新外王之内圣主要是指中国文化的心性之学，这是形上学层面的东西。

这其实是从观念的生成向度说的，亦即，内圣的建立以外王的需要为根据。因此，林先生的公民儒学是面对公民社会所做出的一种伦理学思考的儒学表达。

[123] 这就是一种性→情论的模式。另外，我认为儒教在生活里面要落实，三祭之礼要恢复：祭天地、祭先祖、祭圣贤。

在此阶段，儒学应该从道德的形而上学转为道德的人间学，由心性修养转而强调社会正义，在重视君子之前，更应重视公民。按照现象学还原的态度，那种超越性存在者是需要被悬搁掉的，我们不再是在那种意义上来谈论超越的。儒学历来就是内圣、外王不可分割的。其一，古往今来的一切哲学形而上学必然是基础主义的。

就本体论而言，理气为一。尽管罗蒂自己说他吸收了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思想，但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思路上与海德格尔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

众所共知，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其原意是物理学之后，亚氏去世之后二百多年，编者将亚氏著作当中讨论超越经验以外对象的若干卷安排在《物理学》一书之后，汉译本叫做《形而上学》。（二）传统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对基础的共同误置 传统哲学的基础主义主要展现为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形而上者为形而下者奠定基础，形而上学为形而下学奠定基础。

[180]《大乘起信论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7页。林先生的后新儒学也与内圣、外王二分的思路不同。

鉴于传统儒学的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及政治哲学）及其形上学的基础已经不能适应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生活儒学通过解构传统儒学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突破了两千年来形上-形下的思维模式，重新发现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视域，并在此本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以回应当代社会和当今世界的问题。归根到底，所有关乎存在者领域、相对存在者的形而下学问题，都关乎相对存在者之间的关系问题。2、传统哲学的基础主义之历史展现 （1）关于世界、本质的预设和信念 可以说，没有基础主义信念就没有哲学。（3）新内圣、新外王并建的思想范式 就林先生的后新儒学而言，确乎是一种新内圣、新外王并建的思路。

2、后新儒学关于儒教问题的思考 林先生关于儒教问题的思考，相关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1996年3月第一版）、《新道家与治疗学：老子的生命智慧》（2006年8月第一版）。这样一来，所谓生存也就不再是生活儒学所说的生活了。

由此，则存有三态论，从存有的根源到存有的开显再到存有的执定之展开终究不是一种生存论进路，而仍然是基于形而上学的形上-形下视域的：是一个‘曲成万物（或者说‘致曲）的过程，这是由上而下贯于物的工夫。作为一位自觉的实用主义者，罗蒂提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以希望代替知识的新实用主义：（1）没有与实在相符合的真理。

从小的范围来看，则可以说是当代港台新儒家和当代大陆新儒家之间的一次思想对谈。翻过去不是说简单地否定它，而是说要把它谈得更究竟。